公元345年8月，34岁的桓温受命担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及领护南蛮校尉，出镇荆州。此时，桓温迅速完成了对荆州的掌控，不出意料。与当年汉武帝一样，他的雄心勃勃，不甘于度日如年。他心中充满了远大的抱负申请股票配资，想要在自己的历史篇章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观察，桓温认为成汉已经到了可以一举拿下的时刻。

于是，他开始策划攻打成汉的方案，然而他的将领们对此却不太感冒，他们认为这一计划过于冒险且不切实际。面对反对，桓温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，最终在当年11月，他便向朝廷上书，请求出兵征讨成汉。然而，桓温深知东晋朝廷从来没有主动出征的历史，朝廷的高层官员们对战争的决策一向迟疑且复杂。即使这次朝廷同意了，也肯定不会迅速批准。于是，桓温决定不再等待，他迅速命令袁乔带领两千先锋兵与周抚、司马无忌等将领率领万余精兵，直接西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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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朝廷一得知此事，立即对桓温的果断行动表示强烈反对，并深感担忧。面对这样一支仅有一万人的部队逆流而上，挑战成汉的强大防线，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。然而，也许他们忘记了，曾经苏峻也曾凭借万余兵力差点动摇东晋的根基。并不是兵力多少决定了战争的胜负，而是要看领兵之人如何应对时局。

当时唯一支持桓温的，是刘惔，他认为桓温有能力征服成汉，因为桓温一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然而，刘惔也指出，如果桓温成功，他可能会因此扩大个人权力，威胁朝廷的统治。桓温的西征，最有利的地方在于他控制了三峡这一天然屏障，使得他无须费力开辟危险的长江航道，而是轻松带领队伍通过白帝城南岸的八阵图遗址。面对将士们一脸困惑的表情，桓温还幽默地解释道：“这就是常山蛇势。”

公元347年2月，桓温一路沿长江推进，顺利抵达青衣（今乐山市）。成汉的防线并未及时布置，直到桓温军队已经逼近其腹地时，成汉才匆忙设防。李福和昝坚等将领被派遣前往阻击桓温，许多人认为桓温会沿着步道进军，于是便将伏兵布置在江南。然而，昝坚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，带领部队从江北岸渡江，准备前往犍为。这一判断错了，桓温果真沿着步道行进，结果与昝坚的部队擦肩而过。

三月，桓温兵临彭模（今彭山县东南，岷江东岸），距离成都已经不远。他与将领们商议进攻成都的方案，一些人提议分兵两路，增加压力。但袁乔坚决反对，他认为此时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境，分兵只会增加风险，必须一举攻占成都。最终，桓温采纳了袁乔的意见，决定集中兵力直接攻城。

李福在桓温撤离时趁机发动袭击，目标是桓温的辎重营。但孙盛等人坚守阵地，成功抵挡了李福的进攻。桓温随后立刻调转阵型，展开反击，连续击败了李福的部队，李位等敌将纷纷投降。

此时，昝坚终于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，回头追赶，然而桓温的部队已经进入距离成都城仅十里的十里陌。昝坚的军队无法抵抗，纷纷溃散。李势见大势已去，决定出城决战，而非坚守成都。或许如果李势选择坚守城池，消耗战局可能更有利于成汉，毕竟桓温的兵力相对较少，且没有攻城器械。

然而，李势出城迎敌并没有给他带来胜算。尽管拥有主场优势，且他本人勇猛善战，但成汉军队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桓温的前锋军遭遇了一定的挫折，参军龚护战死，成汉的箭矢甚至射中桓温的战马。士气低落的晋军几乎打算撤退，但就在这时，负责击鼓的鼓吏误把撤退信号当作进攻号角，鼓声一响，晋军反而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敌人，并成功突破了成汉军的阵线，最终攻入成都。

成汉的李势见势已不可挽回，决定在夜色中逃离。逃出九十里后，他感到前路已断，最终投降桓温。桓温不仅没有杀他，而是赦免了他，并将他送往建康。接着，他在成都任命了许多贤能之人，并将成汉旧臣如王誓、王瑜、邓定等人重用为参军。

桓温的西征成功，不仅让他稳固了权力，也为他日后的东晋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。通过这一战，桓温无疑已成为东晋最具实力的军阀之一。对于他而言，灭蜀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，更意味着他掌控了天府之国这个丰厚的物资来源，并且逐步将自己的势力拓展至全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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